父母对电子产品的焦虑里包含了生存焦虑

原创 PC4f5X  2021-05-14 07:13 

王新红在深圳一所公办中学做了20年心理咨询教师,同时也上心理健康教育课。她说,现在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确实挺高,但因使用电子产品而引发的心理问题,并没有想象或者传闻中那么多。她认同《儿童电子屏幕指南》里的一个观点,“至少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诱因”。

王新红接触的绝大多数家长,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都比较理性,但也和《儿童电子屏幕指南》里一样会焦虑,尤其是与学习有冲突时。在她的学生中,完全能在电子产品使用上做好自我控制并从中受益的人不多,绝大多数还是需要外部环境的合理指引,才能避免产生诸如“网瘾”、专注力下降、攻击性增强等负面问题。

“我个人认为,《儿童电子屏幕指南》 这本书对中国家长最有启发的一点,就是让更多父母知道,想再回到没有电子屏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了。”王新红说,不少父母其实还有“回到过去”的幻想,希望他们能更理性地承认,数字时代不可逆转地到来,不管是否情愿,都得做好迎接的准备。

电子产品是一面镜子

第一财经:你有没有遇到过学生因为使用电子产品,而出现极端冲突的事件?

王新红:肯定有。冲突是学生和老师或者父母之间发生的,比如摔iPad、摔手机,流量被强行断掉。也有孩子会威胁老师或家长,“要是敢收手机我就去跳楼”。大多数父母在极端情形下,都能够把握住一个边界,也会反思家庭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,需要做出哪些调整?

我在工作中发现,哪怕发生最极端的案例,电子产品也并不是一个原因,而是一个结果。也就是说,这个孩子可能是在他的生活或成长环境中有了其他问题,电子产品只是“替罪羊”。所以讨论电子产品的问题,必须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之上才可能达成共识。

但现实中,很多成人并不愿意承认这点。所以才总会有家长期待老师把学生的电子屏幕管住,实际上学生一分钟都不用也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一财经:我也是一名家长,平时并不“鸡血”,但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稍微一长,各种念头就闪现出来:容易近视、会上瘾、影响学习……似乎生活秩序就会因此失范一样。有我这种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。我很好奇,家长为什么会对电子产品焦虑?电子产品是否只是一个诱因而已?

王新红:这种情况我见到的也比较多,父母在理智上能接受孩子使用电子产品,也像你一样不是那种“鸡血妈妈”,自认为和孩子沟通也是温和理性的,但看到孩子接触电子屏幕时间一长,马上会有一连串想法,产生焦虑情绪。为什么会这样?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一些暗示信息,让人很容易进入一种焦虑状态,或者说连锁反应。

另外,家长在社会竞争中感受到的压力也很大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很多父母会想,“如果我当年怎么怎么样了,会不会现在过得更好一些?”所以,这些家长会用最严厉的方式去管束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。相反,经济状况更好的家庭,父母相对理性,也更宽容,更接近《儿童电子屏幕指南》里对电子屏幕抱有更积极态度的那些人。所以,父母对电子产品的焦虑里,包含了自己的生存焦虑。我也非常认同你的说法,电子产品只是一个诱因,一面镜子,把父母面对竞争或者生存的压力,对孩子的期待,以及期待能否达成,都映射出来。

电子产品的优势有前提

第一财经:作者还提到“道德恐慌”,即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,类似的恐慌就会出现一次。但她认为,“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,单凭新技术本身,就能带来现实世界中的风险和伤害”。这个说法你觉得用在电子产品上是否成立?

王新红:这个真的挺不好说。现在相当多的智能产品,让青少年在区分现实世界(尤其是未经他们证实的现实世界)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上,困难大了很多。从电视里得来的信息转化成实践,中间隔了一层。但信息技术,或者说智能电子产品所带来的互动,边界实际上被打破了,对青少年而言充满挑战。现在有些针对未成年人开发的交友App,如果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,又忙于生计,对孩子监管不足,很多人就会通过类似虚拟平台去寻求情感上的寄托,甚至恋爱,这种“新技术”尤其对女孩的影响就比以往更大。

所以,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,电子产品是有优势的,但得有前提。需要成人尤其是父母恰当的陪伴,亲子关系正常,这样电子产品的优势和积极作用才能够被更大程度利用。

第一财经:作者还认为,家长面对电子屏幕应该“积极数字育儿”,这种理念背后其实是对孩子的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。但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成长普遍非常在意,程度可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。在你看来,要做到“积极数字育儿”,对中国家长来说挑战何在?

王新红:的确,我觉得整本书实际上都在谈如何“积极数字育儿”。要真正能够利用好电子屏幕,需要对孩子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,但这恰好是现阶段家庭教育,或者说我们整个教育当中暂时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件事。因为目前整个社会资源,还没法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优资源。绝大多数家长也不能在目前这种高竞争环境下,放弃“我要最好”的念头。

另外,无限信任和敢于放手背后,涉及家长对“生命自觉”意识的认识。虽然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,但很多人仍然在为日常生活辛苦奔走,离“生命自觉”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所以就我接触的情况来看,能做到积极数字育儿的家长有,但是少数。

家长容易“谈性色变”

第一财经:网络色情问题家长非常担心,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位媒体学者和育儿顾问的处理办法:把自己对性的观点说给孩子听。但受传统观念影响,很多中国父母对子女“谈性色变”,家庭性教育也做得不够。你觉得作者的建议在中国是否有可操作性?

王新红:作者关于如何处理网络色情的内容我是非常赞同的,觉得那位家长真是了不起。但在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里,要用这个办法不太可能。很多父母本身对性和性教育的科学理解,就远远没有到达这个高度。

其实在学校也一样。给你讲一个前不久我处理过的案例吧。几个初中男生和女生在很私密的场合聊天时,聊到了男生自慰。被老师偶然知道后,在班级进行了公开批评,让他们站起来,罚他们,并把情况反馈给家长。家长们知道后也感到非常羞耻,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会参与讨论这样的事情。

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知道,我们现在的性教育、性观念还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所以书里面那位美国家长的做法虽然科学,也非常正确,却是很理想的状态。现实中要这样做,是非常非常难的。

第一财经:那你觉得父母遇到类似问题时,怎么处理比较合适?

王新红:很多父母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是慌张的,不知道怎么去和孩子谈论,所以我通常会让他们去买些性教育方面的书给孩子看,这也是父母比较能够接受的办法。

第一财经:就你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来看,中国家庭在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上,有没有书中没提到的新困境?

王新红:中国实在是太大了,分层也厉害,哪怕是在深圳,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,不同父母和学校的互动方式都有很大差异。确切地说,是每一类不同家庭都需要指导,面临的困境也不同。

那些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的父母,他们更关注怎样才能让孩子把电子产品作为更好的工具来使用,也就是书里所提到的电子产品的积极作用,涉及社交、学习、探索未知世界的信心等,这些领域都是挺好的。

但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没那么高,或者不知道如何有效与孩子互动和沟通的家庭,电子产品并没有像书中所写的那样给孩子更多好的影响,相反,更容易让他们滑向虚拟世界,丧失和真实世界建立连接的机会。

所以从一位一线工作者的角度来说,我很期待有学者针对不同家庭的父母,做更有针对性的指引和培训,而不仅仅是通过学校去教育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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